优股配资 13年，海南发现一离休干部曾为党从事地下工作，九旬老人亲承往事

2013年9月的一天清晨，台风余威尚在东方市档案馆门口徘徊。两名档案员在整理一批旧麻袋时，意外抽出一册皮面泛白的小本子。封面写着“琼感特别支部工作记录”几个毛笔字，落款署名“吴以怀”。就是这个细节，把人们带回七十多年前的枪火与谍影，也让一位在海口静养的九十三岁老兵重回公众视野。

顺着这条线索，工作人员循径找到了正在老城区一处老式平房里颐养天年的吴以怀。老人听说来意，只轻轻摆手：“过去的事，早翻篇了。”然而，当那本尘封的记录簿放在他面前，干瘪的手指轻抚纸页，眼神瞬间亮起，记忆阀门随之打开。一段埋藏已久的地下岁月，如同潮水般涌回。

1920年，吴以怀出生于昌江县墩头村。村庄四面绕水，出门就是椰林与渔舟，日头一落便一片漆黑。可就在这片海风咸涩的小渔村，一所名叫“昌江二小”的学校燃起了新思潮的火苗。校长史丹自广州、上海求学归来，讲课之外常给学生描绘“民主”“科学”等陌生词汇。站在教室后窗的小吴，第一次听到“反帝”“反封建”，就像打开了另一重天地。

史丹之外，还有一位青年教师马白山。此人出身澄迈，曾在上海、瑞金闯荡，1932年偷渡回乡，以讲课为掩护在校园播撒革命火种。两位老师常在夜里商讨形势，蜡烛跳动的光里，青少年的眼神被点亮。一次“游神山”祭祀，村民恪守旧俗不敢触碰“神山老爷”的鼻尖，吴以怀却领着几名同学摸了个痛快，换来一通老拳。史丹看在眼里，低声感慨：“好苗子，有胆。”16岁，吴以怀递交入党申请书，悄悄成为地下党员。

1937年卢沟桥的枪声响起，战火南下。1939年秋，日军两栖登陆海南，昌化港、港门一线硝烟弥漫。那一年，19岁的吴以怀受命出任中共昌感县委特别支部委员。县委书记陈克文审视着这个清瘦但眼神坚定的年轻人，递上一支勃朗宁手枪和六发子弹。“一颗留给敌人，最后一颗，留给自己。”陈克文只说了这句，便命他潜入敌占区。

潜伏以假乱真，需要彻底的“换皮”。吴以怀剪去书生头，脚上换成草屐，肩头挎起一摞《大东亚共荣圈》杂志，嘴里学着日语哼唱流行小调，还专门去日伪机关挂号办理“顺民证”。日本宪兵看到他后脖颈那颗黑痣，核对证件，随即挥手放行。审查官还在他的证件上留下一句夸奖：“りっぱな男”，这行字后来屡次救他于险境。

有了合法身份，他在港门、墩头之间往返自如，暗地里把与组织失联的党员一一找回。短短几个月，新的党小组在敌后生根发芽。他们以“日华茶店”为联络站，白天开茶，傍晚落帘，夜里灯火微明时，传单、情报与粮袋在案上交错。茶店伙计无一例外全是党员或积极分子，外人对这家生意火爆的铺子只道老板会泡日式咖啡，没人想到后厨地板下藏着转写电文的小木匣。

惊险总在不经意间闯入。1940年6月18日傍晚，吴以怀约周业贞等三名同志在剪半园村议事。夜色刚沉，一名放哨的小孩匆匆敲门，递来纸条：“太阳下山，快收衣服。”这是当天新换的暗号，提醒有敌巡逻。四人火速撤离，可刚出村口便撞上日军便衣。幸赖那本旧杂志与“顺民证”在手，又有日军军官写下的“好男儿”背书，吴以怀镇定应答，几句蹩脚日语把检查的宪兵打发走，化险为夷。

敌后工作的成果开始显现。1941年夏，琼崖纵队短枪班凭他提供的情报，夜击新街汉奸卢汉川部，夺回一批枪支。随后，又在港口劫获日货商船，掠得粮食数千斤。日军愕然不知凶手何来，竟以为海盗出没，勒令港门加强戒备，却不知破绽已在其内部。

当然，刀尖上行走，代价惨痛。1942年春，一名受胁变节的外围联系人暴露了部分情报网。日伪特务冲进茶店，连夜搜捕。吴以怀提前探知风声，带着核心文件和电台跃入雨夜丛林，撤向五指山腹地。同年底，他出现在琼崖纵队某中队，已是副指导员。

随后几年，战事越发激烈。吴以怀调任各级政治职务，先后领兵支援白沙、临高、乐东多处战斗。解放海南岛前夕，他随军参谋部奔走各登陆点勘察水文，提出从雷州半岛北岸至临高角的夜间分批渡海方案，为1950年4月渡海战役的成功提供了重要一环。

从枪林弹雨走出的他，1952年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任干部科科长，再到团政委、师政委，一路走到广州军区守备第十二师政委。1964年被授予上校军衔，胸前挂满了独立自由勋章、三级解放勋章、二级红星功勋章。可无论职务怎样变化，他对外始终只称“老兵阿吴”，一句“当年干的都是大家的事”挡住了所有刨根问底。

相比之下，曾经的启蒙者们也各有归宿。史丹以“海南教育之父”名列史册，马白山则在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。三人虽分驻不同岗位，却始终心系海南的黎庶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建国后他们偶有聚首，谈到往事，更多的却是彼此调侃。“当年要不是你瞎勇敢，早给人打出脑袋花了。”1982年的一次聚会上，马白山拍拍老战友肩膀，半开玩笑半动情。吴以怀笑而不语，只是举杯示意。

时光推着人向前。1981年，吴以怀离休，定居海口一间僻静小院。邻里只知他脾气温和，遛弯总爱看海，却无人真正明白他肩上压过怎样的风浪。直到2013年那本发黄的记录簿出现，人们才逐渐拼凑出他在1939年至1942年间的潜伏地图：从昌感县的墩头出发，经曲折水道潜至港门口，扮作码头脚夫，收集敌船的出航表；夜宿茶店阁楼，绘制炮楼与碉堡草图；深夜递出密件，再长夜无声地踩着海滩月光返回。每一笔记录都简短克制，只写“寅时已撤”“壬午夜行”，却可让后人想见那份九死一生的冷静。